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深圳市毛体书法家协会

 找回密码
 注册

扫一扫,访问微社区

搜索

转载;作为“学术富矿”和认知性研究的毛泽东研究——

[复制链接]
茹华 发表于 2019-4-17 22:16: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毛泽东学术研究
https://tieba.baidu.com/p/4407007989
徐俊忠:作为“学术富矿”和认知性研究的毛泽东研究——“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丛 ”序言
【编者按】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教育资源匮乏、物质生产落后、无产阶级素养不高、落后分散的小生产,这一切一切都会致使少数人的当权和官僚主义的孵化。列宁晚年也哀叹道:“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在这艰难困境中走出一条真正为了人民的而不是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探索,“改革与建设”成为毛泽东一生不断思考与实践的话题。毛泽东对于各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探索尽管被时代遗弃了,但在自由与市场,官僚与特权横行的今天,毛泽东留下的这笔宝贵财富便又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深究,完成他未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

这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丛书,主要是我和我的部分学生一个时期以来,主要学术工作的一个记录。在丛书出版之际,我愿意就我们对于毛泽东研究的相关问题,与大家做个分享。


  我们把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作为未来学术上安身立命的领域的选择,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确实具有非常独特的魅力。它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学术富矿。


  以建国后的毛泽东为例,毛泽东最具有超越意义的思想与实践就在于他明确地反对党内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从而开始探索一系列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这是这里所说的“学术富矿”的重要所指。显然,所谓”学术富矿”,既指丰富而又尚未被充分开发,也指其意义和价值突出而仍未被充分发现,或者至少部分仍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最大误解、误读的内容,莫过于关于毛泽东与党的“八大”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关系。这些年来,人们对于中共“八大”的路线是充分肯定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1]。因为这次大会确认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2]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的。问题在于中共“八大”有一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其中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是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这一提法,当然是为了论证发展生产力的合理性。但是如果确认了这一提法,那就意味着否认社会制度改革与调整的必要性。但这恰恰是毛泽东无法认同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立确实开辟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广阔前景,但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制度系统,是否都属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范畴,这是大有问题的。


  在他看来,我们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系统,并非都能以“先进的”去统称的。1955年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货币工资制的改革方案中,毛泽东就觉得这个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巨大倍差,至少就不是“先进的”。因此,这个制度一提出,他就开始抵制。在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他明确指出:


  “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并且取消特殊待遇,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艰苦奋斗,不能脱离人民。”[4]


他还经常批评那个严重脱离群众的高干保健制度。尤其不能容忍新中国一成立,北京医院就马上变成只供中南海里的高官看病的贵族医院。他也多次明确反对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开办干部子弟学校的做法。透过这类制度安排,最令他不安的是,他真切地感受党的干部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的诸多危险性。


  这些危险得存在,有些来自于干部对于特殊利益的追求,有些则是来自于对苏联不好制度的照搬照套。他说:


  “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的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5]


  更为带全局性的判断是他认为建国后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在经济与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他说,


  “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中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轻工业工作、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在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卫生工作也搬。”[6]


  正是依据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对于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系统,应该进行具体分析。至少不能把它们笼而统之地都看做“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因此,党在新时期的任务也不应该仅仅被归结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的单一问题上,而应该是“改革与建设”[7]同时并举。因此,如果说,毛泽东与党的“八大”的政治判断,与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主张有什么冲突的话,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生产力上,而在于究竟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坚持“改革与建设”并举的问题上。



这一分歧现在看来,是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分歧。毛泽东从来都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不相信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制度就真的有什么天然的先进性。他也清醒地看到,苏联的那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本身就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对它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既会有悖中国实际,也会亦步亦趋。甚至在毛泽东看来,在苏共“二十大后”揭开了“盖子”之后,如果我们还执迷于它那套社会主义建设制度,那就不是亦步亦趋的问题了,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因此,中国要建设,同时也要改革。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不应该被归结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必须坚持“改革与建设”并举的方针,以便借助改革,使我们的制度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不论如何,毛泽东无法同意“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达,因为它不仅忽视了改革,还可能掩盖我们制度的弊端。


  问题的提出,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新的征程。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及一大批关于农村发展、工业政策、关于教育改革、关于医疗卫生改革、关于文化建设等等的文献,都体现了毛泽东的这种自觉追求。从毛泽东后续的思想与实践中,我们发现,“改革与建设”并举几乎成为稳定的主线,成为不可移易的逻辑。后来发生的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经济主义”等等,都与这一主线和逻辑直接相关。也正是对于这一主线和逻辑的坚持,他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力图依据国情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进行广泛的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探索。遗憾的是,这些年来,由于社会思潮的影响,毛泽东这些探索的意义仍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下面仅以几个侧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1、关于“虚君共和”的改革思路
 毛泽东十分不满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形成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他认为,这种体制好处是便于社会动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它易于滋长官僚主义,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此,不是支撑国家长期发展的好的体制。为了推动改革,毛泽东纵论古今中外,指出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很快。而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积极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8]。


  他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么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积极性也没有”[9]。又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情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10]在毛泽东的这种构想的推动下,在他在世时,曾经有过两次中央向地方放权的重大改革,也曾经创造过共和国历史上政府机构、人员编制最为简约的时期。当然,也由于历史的曲折性,这种改革在历史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些混乱而被终止了。然而,在他逝世后的一个时期里,他的这种思想重新被作为改革的理论武器而出现在邓小平的许多关于体制改革的论述中。回头审视历史,可以说,一直到今天,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仍然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困难。显然,我们并没有超越于毛泽东当年探索解决的问题,更为遗憾的是,由于“非毛化”思潮的影响,我们没有认真地去消化毛泽东这个探索留下的思想、经验与教训。

2、关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问题

建国后,尤其是实现合作化以后,对于中国农业如何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从“精耕细作”加“多种经营”,到“精耕细作”加“工农商学兵”。“精耕细作”既是中国农业的传统,也是“人多地少”这一国情约束下的必然选择。“多种经营”则与中国农村许多地方盛行“兼业”的传统有关。然而,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业发展方针,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毛泽东的积极倡导的直接结果。因为,尽管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快速发展的迫切性,有着降低农民对于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抵制、对抗而引发的紧张和冲突的消极性因素的意义,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也为农村发展输入了积极的因素。尤其是借助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力的集约化使用成为基本常态,创造了向生产的深度与广度进军的重要条件。许多经验显示,它使得许多农村原有的耕种方式更加精细化并朝着“科学种田”的方向积极发展;使得兴修农田水利,大搞开荒拓耕、农田规划整修等等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也使得分工、合作、发展多种经营不仅成为可能,也十分迫切,更成为许多地方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亲自推广许多地方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还明白无误地告诫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11]正是在农村的这种发展中,尤其看到一些农村在多种经营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出许多“草根工业”,他认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光辉灿烂希望就在这里。

 因此,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他又及时地推助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不少人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实际上是苏联集体农庄在中国的翻版。但实际情况与此恰恰相反,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正是毛泽东探索不同于苏联农村发展道路的重要产物。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集体化,但绝对不能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搞广种薄收。”[12]中国农村必须借助集体化的组织优势,既大力发展农业,又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有条件的要因地制宜发展小工业,以此推动农村实现“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毛泽东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这种产业发展构想十分自信,也十分坚持。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沿着这条路子发展,就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覆辙。他说: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13]


  这里展现出来的,就是一条借助农村集体化而实现“在地工业化”进而“在地城镇化”的发展思路。


  然而,这些年来的发展,农村人民公社被否定了,各种批评的声音也都发出了。但遗憾的是,人们在批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构想时,聚焦点都在所谓“公社”一词上,并想当然地演绎那个“一大二公”的提法,却忽视了这个提法背后的丰富内涵。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和与之相联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解体,中国的许多农村在经历过短暂的发展之后,很快也就凋敝了、破败了,农民作为“农民工”的身份大规模地进城打工了,由此造成大批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同时,城市变得拥挤了、混乱了,社会的摩擦和对抗增多了,许多农村回归于“一盘散沙”状态,各种矛盾也错综复杂起来了。


  与此同时存在的也有另外的一种景象,这就是一批坚持集体经济体制的农村,通过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路子,延伸在地经济的价值链,既把在地的经济发展得一片欣欣向荣,又解决了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免去农民进城打工为家庭带来的辛酸苦辣,各种公共福利使这里充满着宜居宜生的人文气息,完善的社区设施使它一点也不逊色于城里的小区。这一切使得那种仅仅停留于“一公二大”的提法而不及它的具体内容的批判变得那么苍白无力,也以其直观、有力的方式,显示了毛泽东构想的巨大魅力与合理性内涵。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在许多历经三十多年的背离与耦合的农村发展案例中,问题的确并不像那些自负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想象得那么简单。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QQ|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深圳市毛体书法家协会 ( 粤ICP备18156135号 )

GMT+8, 2020-7-7 04:48 , Processed in 1.390625 second(s), 13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7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